第一骑兵军

悲风

“ 在我的窗前，有几名哥萨克正以间谍罪处死一名白发苍苍的犹太老人。那老人突然尖叫一声，挣脱了开来。说时迟，那时快，机枪队的一名鬈发小伙子揪过老人的脑袋，夹在胳肢窝里。犹太老头不再吱声，两条腿劈了开来。鬈毛用右手抽出匕首，轻手轻脚地杀死了老头，不让血溅出来。事毕，他敲了敲一扇紧闭的窗。

‘要是谁有兴趣，’他说，‘就出来收尸吧。这个自由是有的……’”

《骑兵军·小城别列斯捷奇科》

如果把伊萨克·巴别尔的散文集《骑兵军》当做某种程度的纪实来看的话，上述文字毫无疑问地记载的是一起暴行。

而犯下暴行的这些人，来自本文所要描写的主要军事组织：苏维埃工农红军，第一骑兵军。

第一骑兵军是苏俄内战期间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红军部队。它的名声在外，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残暴和野蛮（在巴别尔的笔下，这种野蛮被赋予了暴力美学色彩），更因为它曾经在苏俄内战中所奠定的赫赫战功。第一骑兵军优异的作战表现对布尔什维克的最后胜利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同时，第一骑兵军在四年作战期间，培养了一大批战功赫赫的将领。后因苏联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这些将领被推上了历史前台，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挽狂澜于既倒，在关键时期承担了重要责任，为苏联战胜德国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最后，不能不承认，第一骑兵军本身就是苏联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外在体现。它的短暂历史以及各种后续影响，充满了悲剧色彩，让人扼腕叹息。

由于上述前三个原因，第一骑兵军在苏联历史教材当中成为史诗般的故事。第一骑兵军领导人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等将领的故事不断得到复述和被浪漫化。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当中，以非主线叙事的方式，侧面描写了第一骑兵军在顿河流域作战中的各种经历。而亲身经历了1919年10月到1920年9月第一骑兵军战斗的伊萨克·巴别尔，则以散文集《骑兵军》闻名于世。巴别尔的文学生涯如流星般炫目而短暂，仅靠《骑兵军》一书奠定他在世界文学史当中的地位，从中可见第一骑兵军战史所具有的文学和美学价值。

在中国人当中极具影响力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就曾经是骑兵军战士。在这部小说里，他用短暂的篇幅描述了骑兵军作战的场面。这部小说在1999年被中国导演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片尾曲选用的是乌克兰民歌《远在小河对岸》，曲调非常优美，让人印象深刻。其中一句歌词“布琼尼的战士整装待发”很能说明第一骑兵军普通士兵和军长布琼尼之间的关系。

是的，讲述第一骑兵军的故事，就一定要讲述这支军队领袖和灵魂的故事。所以一切的开始，要从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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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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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红色骑兵


1919年7月，第一骑兵军下辖两个骑兵师。第四骑兵师共有4358名战斗人员，114挺机枪和9门大炮。第六骑兵师有1344名战斗人员，43挺机枪和5门大炮。但是骑兵只有539人，其余人没有战马。此时第一骑兵军共有5700名战斗人员【统计数据根据不同信息来源会有所不同】。而白军方面，由马蒙托夫将军指挥的精锐的骑兵军就有9000余人。

与白卫军相比，红色骑兵——Konnoarmeitsy，或者Konarmiya，是从俄语演化出来的、西方用于指代第一骑兵军的专用词语——指挥员们基本上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文化和军事教育。军长布琼尼是雇农出身；第四骑兵师师长戈罗多维科夫是个贫穷的卡尔梅克哥萨克，参加旧俄军时因要自备战马和装备，不得不典当自己的土地购买。他文化程度极低，基本上不会说俄语，也不会认地图；第六骑兵师师长阿帕纳先科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农民；后来接替阿帕纳先科成为第六骑兵师师长的铁木辛哥则是来自敖德萨地区的乌克兰农民。这几位在旧俄军中都是士官。这也是当时红军指挥员的一大特征：白军军官绝大部分曾是旧俄军军官，而红军将领，至少是察里津前线的红军将领们，主要由旧俄军士官以及下级军官组成。在苏俄内战中，大约有20万名旧俄军士官在红军中服役。

旧俄军军官虽然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军事素质，但他们先天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精英意识浓厚，思想极端保守，反映在作战当中战术思维滞后，指挥环节容易脱节。旧俄军中并不缺乏有极高战略和战术修养的高级军官，例如大名鼎鼎的前俄军总参谋长阿列克塞·阿列克塞耶维奇·布鲁西洛夫将军。可是这一位已经投向了布尔什维克。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政治和军事能力都十分平庸，既缺乏将一盘散沙的白军整合起来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决心。这就造成在1918-1919年年初，白军始终没有办法在技战术占有一定优势的情况下，成规模成建制地歼灭红军，最多只能将其击溃。

【阿列克塞·阿列克塞耶维奇·布鲁西洛夫（1853-1926），骑兵出身，俄军总参谋长，1916年著名的“布鲁西洛夫攻势”的指挥官，二月革命后被克伦斯基任命为俄军总司令，旋即被科尔尼洛夫取代。十月革命后投向布尔什维克，得善终。】

苏俄内战的一个典型特征，正如当时的骑兵连连长，后来的苏联元帅巴格拉米扬总结的那样：“当时几乎没有绵亘的防御正面和持久的阵地防御。”在南俄绵延上千公里的战线上，红军和白军任何一方的兵力从来没有超过20万人。【双方兵力不多的主要原因主要因为长期战争带来了严重厌战情绪，导致征召困难且普通士兵逃亡极多。】而且机枪和火炮的密度很低，红军在单一战线上兵力最充足的时候，平均一公里最多只能部署250名战斗人员以及两门火炮。这一现象被一位英国军事顾问称为“拿破仑时代的战争”。要知道在几十年后的苏德战争中，仅仅在斯大林格勒-罗斯托夫-格罗兹尼区域，苏德双方共陈兵数百万，战线防得密不透风。苏俄内战中投入的战斗兵力和苏德战争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别。因为兵力不足难以保证防守密度，双方在作战习惯于寻求从对方防守兵力不足的侧翼进行突破，进而袭击对手后方，使敌人恐惧并被击溃。侧翼袭扰和追击是当时典型的作战方式。而这种作战方式往往要求具有强大的机动能力。因此，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对于红军和白军来说，是完全必要的。

双方的高层指挥人员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红军的反应要稍微慢一点。直到1919年9月，托洛茨基才喊出“无产阶级，上马”这一口号。在这之前，南俄草原上双方的骑兵已经厮杀了一年多，白军骑兵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1919年7月，红军南方面军大约有15.76万名步兵和2.58万名骑兵。同期南俄白军大约有10.45万名步兵，却拥有5.09万名骑兵。

正在视察红军的苏维埃政府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他从内战一开始就与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出现了严重的战略战术矛盾，最后演变成权力斗争。托洛茨基的信徒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至今犹存。

红军组建骑兵的速度较慢，原因有三：首先是高层指挥员，如托洛茨基，在应用骑兵问题上反应较慢。托洛茨基认为骑兵是“贵族阶级的遗产”，“无法与无产阶级战争机器兼容”。他曾经数次拒绝第一骑兵军扩编的提议，布琼尼对此感到极不满；第二是南俄草原是俄国马匹重要产地之一，一直处于激战当中无法保证马匹供应；第三则是红军高层照搬沙俄骑兵部队教条。按照1918年8月红军颁布的军事条令，一个骑兵师应该下辖三个骑兵旅，每个骑兵旅下面有两个骑兵团，每个骑兵团下面有5-6个骑兵连。此外骑兵师还应该配备一个炮兵纵队，每个纵队下面要有四个分队【本文中的炮兵连和炮兵纵队的英文都为battery，其规模口径取决于是否是师属、旅属或者团属炮兵。】。一个骑兵连的指战员编制应达到210人，以及221匹战马。团属机枪队配备四挺机枪。这样一个骑兵师的兵力就有7653人，以及8469匹马。1918年12月的一道命令，扩大了骑兵师的编制，使之成为拥有8346人以及9226匹马的军事单位，同时还编入兽医和摩托车手。1919年1月，骑兵师编制再度扩大到9499人以及10210匹战马。

按照这个标准，第一骑兵军的实力还不足一个编制骑兵师，而且即使在后来第一骑兵军最盛时期，其下辖骑兵师也从未达到1919年1月的规定编制。大部分情况下，骑兵师编制下有三个旅，每个旅下辖两个团，每团下辖4-5个骑兵连和一个机枪队。条件好的情况下，一个团会配属一个炮兵分队，装备2-4门三英寸口径（76.2毫米）大炮。现实与红军骑兵条令对比，可见后者编制过大，不切实际，也没法认真推行。红军骑兵的正规化受到很大影响。

在现实当中，骑兵的角色在不断发生变化。当上级指挥人员还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时，反应最为敏捷的红军指挥员却意识到了。这些旧俄军的士官们，都是从战场厮杀中成长和幸存下来的优秀战士，他们对待骑兵战术的态度，最为冷静和现实。根据战场情况而采取的骑兵战术，往往诞生在这些指挥员手里。

骑兵进攻，在冷兵器时代堪比当代的装甲进攻，对战场胜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骑兵不败的神话，已经延续了上千年。如果骑兵有对手，那也是存在于重装骑兵和轻骑兵之间而已。13世纪蒙古骑兵横扫欧亚大陆，更是将骑兵的机动性和攻击力发挥到了极致。火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在拿破仑时期，骑兵已经暴露在炮兵的威胁之下。一百年之后，大威力的远程火炮和高射速机枪投入使用，在一战战场上几乎完全终结了骑兵的使命。但在一战初期，沙俄仍旧顽固地保留了大量骑兵部队。1914年，沙俄拥有全欧洲数量最多的骑兵。大约1000人组成一个骑兵团，总共有127个骑兵团。其中60个骑兵团用于组成15个骑兵师。剩余的骑兵团以独立团、独立旅或者哥萨克骑兵纵队的方式作战。

实际上在一战开始之前很久，俄军已经有人意识到了骑兵面临的问题。追根溯源，早在普法战争前后，俄军就开始训练骑兵下马作战，将骑兵训练成骑马步兵，要求这些骑兵能够在马上以及在不骑马时都能够熟练使用火器。在一战期间，骑马步兵的基本火器包括纳甘式左轮手枪和步枪。骑兵团里装备了马克沁重机枪，冷兵器则包括刺刀和马刀。但是改革进行得极不彻底。条令规定骑兵们要学会下马作战，但是又规定只有在不可能执行马上作战任务时才要求下马作战。旧俄军军官们对于改革极为抵制，认为只有密集冲锋队形才是骑兵的应有战术，完全忽视大炮和机枪火力的作用。

旧俄军骑兵在一战中是不合时代的产物。被托洛茨基称为“只发挥了三流水平”，大体上起到了作用是侦察和追击。或许是白军指挥官们受到各种常识性概念的约束，即使在经历了一战暴风骤雨般的火力，仍迟迟不肯做出战术上的改变。他们虽然在机动性上比旧俄军有所加强，但仍旧蔑视火力的作用，喜欢劈砍和密集冲锋。例如，出身顿河哥萨克的马蒙托夫将军就曾经发布命令，要求骑兵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够下马作战。

典型的苏俄内战骑兵队形，在以骑兵团为单位展开时分为两排。第一排以两个骑兵连的兵力发起冲锋，后面三个骑兵连并排跟进。当第一排冲到距离敌人两百米左右时，队形变化为左右两队，以包抄敌军的两面侧翼。如果步兵受到这样的冲击，很容易发生恐慌。但是如果步兵训练有素，能够稳住阵脚，再加上有足够的机枪，就可以给骑兵的冲锋制造沉重的伤亡。

红军的现实主义骑兵指挥员们在如何使用骑兵问题上要比白军更加强调火力打击。南方面军骑兵在作战前一般先实施炮火打击，然后在重机枪两翼射击掩护下发起冲锋，或者使用侧翼包围战术。在通常情况下，等到红色骑兵发动冲锋的时候，敌人的主力已经消耗殆尽，或者实力已经衰弱到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与红军善于使用机枪相比，当时在场的英军观察员发现白军仅仅将机枪作为防御用武器，不懂得在发动进攻时调整射击角度，使用曲射方式为己方步兵提供火力掩护。

红色骑兵之所以强调火力而不是劈砍和冲锋，原因是部队中真正能够掌握精良马术的哥萨克骑兵并不多。1919年的一次统计显示，红色骑兵中大约62%出身农民，21%的士兵曾是工人。只有14%的人员是哥萨克，剩余4%左右是知识分子。并不是每个农民出身的士兵都能够像布琼尼这样在旧俄军骑兵部队中服役14年，并且精通骑术。所以，第一骑兵军的第一作战本能是依靠火力打击。密集冲锋和劈砍并不适合这支部队。有趣的是，第一骑兵军早期士兵都是志愿服役者。他们大多受过陆军步兵训练。这使得他们更像是骑马步兵。即使在马上冲锋的时候，这些士兵也都习惯于使用纳甘式左轮手枪或者截短了枪管的步枪射击，而不是使用马刀劈砍。

布琼尼的一些战术调整也有利于红色骑兵作战。他给骑兵侦察兵配备了机枪车，这样双方在遭遇时己方兵力能够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从而使对方的侦察和情报能力受损。一般来说，旧俄军骑兵团每团配置四挺重机枪。但是布琼尼在数量足够的情况下，会给每个骑兵团配置16-20挺重机枪，基本上一个排有一挺。重机枪用马匹拉动，被称为“机枪车”，俄语音译为“塔昌卡”。这本是马赫诺的无政府主义游击队的发明，被布琼尼借鉴，成为红军骑兵的标配。机枪车一般在距敌300-400步时进行射击，有效地增强了战场火力的迅速覆盖。在1984年苏联电影《第一骑兵军》当中曾经再现过布琼尼这一战术：红色骑兵佯装退却，将白军的追击部队引入机枪的射程当中，大面积杀伤敌军。

从当时英国军事顾问的角度来看，不论是红军还是白军，战术水平和素养比之一战期间的德军和英法联军都要逊色。双方在射击时都只顾开火而不顾射击的精确程度，导致前线常常没有足够的子弹供应。双方没有步炮协同，炮兵火力很弱。而且炮兵阵地仍旧习惯布置在战斗视界内，因为双方习惯从炮兵阵地上直接瞄准射击，而不是依靠炮兵观测所提供射击诸元和射效评估来校正射击精度。因为低效的炮兵机动能力和弹药供应能力，双方的炮兵很难集中使用。后来在华沙战役期间红军因此吃了波兰炮兵的大亏。不过在苏俄内战期间，对付没有什么训练的步兵时，几发胡乱射击的炮弹却能够造成对方的恐慌和溃散。

在内战初期，白军骑兵在指挥能力上具有一定优势。布琼尼回忆说，1918年下半年察里津保卫战期间，白军骑兵部队能够快速集结，迅速寻找红军战线的薄弱地带。如果某一地点的进攻失败，白军骑兵会留下一支较小的掩护部队断后，其余部队继续对其余地点发动攻击。很快，红军骑兵也学会了这种作战方式，并且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整，变得更加灵活，进攻也变得更加凶狠。

典型的红色骑兵，从外表装束上来说和普通的农民似乎区别不大。他们通常会在身上系一条红带子，或者在帽子上缝上一条红边。他们会把马尾巴扎起来【布琼尼回忆称红军骑兵一般会把马尾巴从根部切掉，而哥萨克骑兵会留着战马的马尾。这是用来区分两军的一个特征】。步枪背在自己的左肩。白军是用右肩背枪，这是两支部队外表上的又一个区别。与白军最大的共同点是，红色骑兵绝大多数都说着带口音的俄语，中间还夹杂着一些乌克兰语词汇。

一战当中，骑兵的重要性大幅度下降，除了少部分地区（例如中东），骑兵们执行的任务无非是侦察、放哨和通信等任务。苏俄内战中由于各种条件的影响，骑兵的突击使命被复活。红军当中有几支非常出色的骑兵部队，但是能够起到战略军团意义的部队只有两支。一支是苏波战争期间的第三骑兵军（军长加亚·加伊）。另外一支就是第一骑兵军。在察里津保卫战当中，它迅速地由一支辅助作战部队上升为一支强大的突击兵团。在后来的战斗中最终成为独当一面的骑兵集团军，成为红军当中最锋利的刀刃。这是野心勃勃的布琼尼乐于看见，而且一直为此奋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琼尼其实是个纯粹的军人。即便在他的后半生中多多少少投机政治，他身上的军人色彩还是远远比政客色彩浓厚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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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察里津保卫战


察里津保卫战是斯大林获得军事权威的第一战，也是最重要的一战。在后来的苏联历史里，察里津保卫战不断被浪漫化，成为斯大林“军事天才”的重要表现之一。察里津也因此在1925年改名为斯大林格勒，直至1961年。实际上这场战役打得并不好看。关键在于，红军守住了这座城市，给它带来了荣耀。斯大林在这座城市的战斗中收获了他的心腹将领，除了伏罗希洛夫，还有布琼尼，以及阿帕纳先科，后来的苏联元帅库利克、铁木辛哥等。

察里津保卫战分为很多个阶段。从1918年6月-7月间克拉斯诺夫第一次进攻察里津，到1919年6月份白军最终攻陷察里津，这座城市周边的战斗持续了几乎一整年。但是苏联史学家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察里津保卫战发生在1918年6月到1919年2月期间。只有在这段时间里，斯大林及其部下真正地对保卫战起到了应有的影响作用。之后双方在察里津再度较量时指挥人员已经发生更迭。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的将领绍林代替了伏罗希洛夫和叶戈罗夫。白军方面，弗兰格尔男 爵取代了克拉斯诺夫。因此，1919年6月份白军攻占察里津已经跟斯大林没有关系了。

为期八个月的察里津保卫战里，白军分别发动了三次进攻。第一次是1918年6-7月，第二次是1918年9月到1919年1月。第三次是1919年2月份。三次白军的进攻都被红军击退了。1918年10月和1919年1月被红军将领们认定为“察里津最危险的时刻”。

关于这场后来被神话了的保卫战，很难用“胜利”这一词语形容其结局。伏罗希洛夫指挥的第十集团军远远称不上是一支正规军，士兵们游击习气严重，普遍不服从命令，导致第十集团军若干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在布尔什维克高层当中也因为南俄战线的局势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斯大林逮捕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斯涅萨列夫，枪毙几乎所有军区司令部人员，随后自任军区军委会主席，指派一个旧俄军上校科瓦廖夫担任军区司令员。斯大林的自行其是和残暴让莫斯科，尤其是让托洛茨基感到非常恼火。

1918年9月17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撤销北高加索军区，成立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任命了旧俄军少将塞京担任司令员，伏罗希洛夫为副司令员，军事委员为斯大林和米宁。要求南方面军立刻将司令部从察里津迁往科兹洛夫。这个决定遭到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米宁的抵制，以至于南方面军司令部几乎无法正常运转。1918年10月4日，托洛茨基向列宁建议，要求从南俄召回斯大林。他抱怨说：“截止到今天为止，察里津帮甚至都未向科兹洛夫送交过战报。我责令他们必须一天两次呈送战况和侦察报告。如果他们明天还未执行，我将把伏罗希洛夫送交法庭，并将此事通告全军。”

10月5日，斯大林返回莫斯科，向列宁解释察里津前线发生的问题。伏罗希洛夫也不断致电列宁，指责托洛茨基并没有按时按量提供军需物资，导致前线作战局面恶化。10月中旬，白军已经攻入察里津城区，伏罗希洛夫的部队陷入了巷战中，情况非常危急。这时红军意外地获得了一支增援部队。从北高加索地区长途跋涉八百公里的红军“钢铁师”在师长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日洛巴的带领下突袭白军后方，暂时解除了察里津的危险。

日洛巴的“钢铁师”的增援完全出乎双方的意料。红军指挥部并未从别处抽掉兵力增援。说起原因来有些可笑，这支红军部队在北高加索作战时，日洛巴和他的上级发生了严重矛盾，一怒之下，便不告而别，径自引兵而去，没想到在察里津城下来了个歪打正着。伏罗希洛夫等人随后做出的反应也很有些出人意料。他们不但不对日洛巴的及时增援表示感激，反而以日洛巴不服从指挥将其逮捕。撤销钢铁师的番号，部队并入到第十集团军各部中。1919年1月，并入骑兵混成师的部分日洛巴“钢铁师”士兵发生哗变，携枪跑去阿斯特拉罕去了，据说是他们听说师长被关押在那里。日洛巴后来获释，留在第十集团军里担任师级指挥员。

“钢铁师”增援虽然解救察里津，但是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说明南俄红军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一支军阀部队，由一大群完全不遵守纪律的乌合之众拼凑在一起，仅仅效忠于自己的指挥员，而不是布尔什维克。伏罗希洛夫在察里津城下损兵折将，使莫斯科感到非常不放心。幸好1918年10月期间德国发生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结束。占领乌克兰、罗斯托夫和塔甘罗格等地的德军奉命撤走。这使得进攻察里津的白军左翼立刻暴露在顿河上游的红军威胁之下。1919年2月，察里津红军击退最后一次白军进攻，转入反攻，向南挺进350公里，又一次解除了察里津受到的威胁。

伏罗希洛夫因为在察里津城下指挥作战不力，在1919年3月份布尔什维克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认为他沾染了“军事反对派”作风，游击习气严重，尤其是拒绝任命和使用旧俄军里的军事专家，部队指挥和作战能力低下，导致察里津保卫战中红军伤亡过大。当然这些批评已经是马后炮。1918年12月，伏罗希洛夫已经离开察里津，调任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内务人民委员，第十集团军司令员职务由后来首批五位苏联元帅之一的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接替。

叶戈罗夫是一位能干的将领，和斯大林的关系也比较好。布琼尼在红军高层中以不服从命令、擅自行动而著称，连斯大林的命令也常常违抗。叶戈罗夫扮演了斯大林和布琼尼之间的缓冲。他常常能够包容布琼尼的胆大妄为。实际上，后来斯大林在军事方面主要依赖叶戈罗夫对第一骑兵军实施控制，政治方面则通过伏罗希洛夫予以影响。这一点会在后文中讲述。

在察里津保卫战期间，布琼尼仅仅是一个师级参谋长，后来又担任了师长。他还没有资格参与高层之间的斗争。不过他在整个战役期间赢得了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的赏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1918年7月，伏罗希洛夫曾经亲自指挥杜缅科的骑兵部队去解救一支被围的红军部队。同月，斯大林检阅了杜缅科骑兵部队，并现场观摩了一场简单的演习。这是布琼尼第一次见到斯大林。他后来回忆说，骑兵部队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获得高层赏识的同时，骑兵混成师得到了大批新锐力量的增援。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的第一克里米亚团加入了骑兵混成师，带来了750名骑兵，大约组成了五个连。其中有两个哥萨克连，一个来自各国的志愿士兵组成的国际连，战斗力相当强悍。在察里津保卫战末期，布拉特金出任旅长的顿河-斯塔夫罗波尔骑兵旅下的两个团，由科列索夫指挥的伊洛瓦亚第一团也加入了骑兵混成师。

骑兵混成师的战绩在整个察里津作战中表现不错。11月底，骑兵混成师曾经突袭白军阿斯特拉罕步兵师。关于这场战役的战绩，有些史料认为该步兵师被骑兵混成师歼灭，也有一些史料认为这个步兵师仅仅是被击退了。不管怎么说，突袭阿斯特拉罕步兵师的成功，显示出红军将领们已经注意到并且开始利用骑兵强大的机动性，使之在战场上发挥突击兵团的作用。指挥员们不但更加深入地理解了骑兵这一军种的军事价值，而且在指挥骑兵作战的能力上有了很大提高。

1919年1月，红军骑兵部队又一次进行了长途奔袭。这一次骑兵混成师一分为二，成立了一支由布琼尼担任师长的特别骑兵师。杜缅科本该亲率部队出征，因患上伤寒病而被迫留守司令部。这场疾病让他和他的骑兵师精锐彻底分开，从此走上不同的命运。

由特别骑兵师执行的这场长途奔袭战役，意在恢复察里津与北部卡梅申地区的交通联系。这是布琼尼首次以师级军事主官身份指挥战斗。整个战斗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战果堪称辉煌。布琼尼传记中引用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19年3月29日颁发的第26号命令称，特别骑兵师奔袭400俄里（一俄里相当于1.0668公里），击溃敌军23个团。其中4个团被全部俘虏，同时夺得48门火炮以及一百多挺机枪。作为上级，叶戈罗夫在战斗期间与布琼尼合作良好，奠定了以后两人在其余战场上的进一步密切关系。

这样，在组建红军并参加内战一周年之后，布琼尼已经成为师长。他也付出了代价。在撤离顿河期间，布琼尼的父亲被白军拷打致死。他的弟弟丹尼斯加入了红军并在战斗中阵亡。

骑兵师迎来了发展。3月26日，第十集团军下令，将特别骑兵师改编为第四骑兵师。这是第一骑兵军的基本部队，拥有3000多名战斗人员。另外一支第一骑兵军的基本部队是斯塔夫罗波尔工农骑兵师，师长是约瑟夫·罗季奥诺维奇·阿帕纳先科。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库班红军第十一集团军下面的一个骑兵旅，1918年9月升级为骑兵师。第十一集团军在1919年年底遭到邓尼金的志愿军和库班哥萨克军的联合进攻，几乎全军覆没，北撤后番号撤销，余部并入第十集团军。1919年3月13日，斯塔夫罗波尔工农骑兵师改名为第六骑兵师，拥有1100多名战斗人员。武器极度匮乏，只有一半的战斗人员有步枪。

1919年5月6日，在布琼尼和第六骑兵师师长阿帕纳先科的共同建议下，第四骑兵师和第六骑兵师合并，成立了第一骑兵军。布琼尼担任军长。第四骑兵师由布琼尼从普拉托夫斯卡亚带出来的老战友奥卡·伊万诺维奇·戈罗多维科夫出任师长。第六骑兵师师长仍旧是阿帕纳先科。这位后来的苏军大将作战极为勇猛，但性格粗暴蛮横。第六骑兵师的军纪一直比较糟糕，跟这位师长的影响不无关系。

就这样，第一骑兵军这支著名的部队终于成形。此时它还没打过很多硬仗，指挥员的水平和士兵的素质还并不高。接下来的战斗中，第一骑兵军将接受很多严峻的考验，最终使自己成为一支能征善战，侵掠如火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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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顿河到察里津


1883年4月25日，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出生在俄国罗斯托夫州普拉托夫斯卡亚镇。现在因为要纪念布琼尼，它已经改名为布琼诺夫斯卡亚。这里位于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以下简称罗斯托夫）东南偏东150公里，紧邻顿河。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故乡维申斯克镇（这也是《静静的顿河》里主人公格里高利·麦列霍夫的故乡和整部小说故事的中心地点）位于普拉托夫斯卡亚以北305公里处。

普拉托夫斯卡亚地处罗斯托夫州腹地，周围环绕着广袤的南俄大草原。在沙俄时代，普拉托夫斯卡亚属于顿河军州管辖。在这片土地上长期驻屯着沙俄的一个特殊民族：哥萨克。

一些研究认为，哥萨克从前是俄国逃亡的农奴和匪盗。在蒙古人对俄国的统治结束后，随着沙俄势力扩张，他们逐渐来到南俄。沙皇意识到他们的军事能力，将他们改造成了专门的军事力量，由哥萨克构成了南俄边境的军屯。1914年，全俄总共有13个哥萨克领地。哥萨克们世代为沙皇服兵役。作为交换，哥萨克们享有某种特权。首先是他们拥有的土地较普通的农民为多；其次，他们不用缴纳“灵魂税”（一种宗教税）；第三，他们和俄罗斯贵族一样，可以自己酿造伏特加。

哥萨克们跟整个俄罗斯社会基本上是隔离的。在沙皇军队当中有专门编制的哥萨克部队。指挥官由哥萨克充任。哥萨克社会当中的家族和血缘关系非常紧密。每个哥萨克村，即Stanitsa，都有一个自己选的头目（也翻译为首领），称为Ataman。这个头目对整个哥萨克大头目直接负责。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之前，南俄哥萨克领地分为三大部分。顿河军州，总面积约16.5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库班哥萨克军州（今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面积约9.4万平方公里，人口130万。第三部分是捷列克哥萨克军州（位于捷列克河和伏尔加河流域之间，今俄罗斯车臣一带），面积和人口均少于顿河和库班两个军州。

布琼尼虽然出生在顿河军州，却并非出生于哥萨克家庭。正好相反，布琼尼的父亲是普拉托夫斯卡亚的一个普通农民。这个家庭在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进行农奴改革后，由布琼尼的祖父从沃罗涅日省迁移到普拉托夫斯卡亚。布琼尼的传记中说，这是因为农奴改革后，布琼尼祖父无法赎买土地，只好搬到顿河军州，充当哥萨克地主的雇工。

事实上，在二月革命之前，顿河军州确实存在十分尖锐的土地问题。革命之前，顿河和库班哥萨克占有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80%。因为亚历山大的农奴改革，大量的外来农民涌入顿河和库班地区，他们被称为inogorodnie（来自另外一座城市的人）。同时，农奴改革也在实际上解放了世世代代为哥萨克当农奴的那一部分人口。他们被称为Korrenye。无地的乌克兰农民也部分流入顿河流域，在《静静的顿河》一书中被称为“霍霍儿”。

顿河和库班地区的无地自由农民激增，导致大量人沦为哥萨克地主的雇农，带来了当地激烈的社会矛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在顿河以及库班地区找到了发育的温床。

布琼尼家庭的外来者和雇农身份，正好符合阶级斗争理论中“受压迫受剥削阶级”这一定位。他年纪轻轻就给哥萨克地主当了雇工，在理论上就是一个天然的造反者，而后来在一切条件具备之后，也的确成为了一名造反者。

布琼尼天生身体强健，骑术精良。1900年，当沙皇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来到普拉托夫斯卡亚镇巡视时，作为外地人代表的布琼尼在马术表演当中一鸣惊人，获得库罗帕特金奖赏的一枚银币。1903年，布琼尼应征入伍。次年补充到位于中国东北的哥萨克46团，成为一名龙骑兵，即在携带步枪和马刀，在马上作战为主的骑兵。

一百年多年前的骑兵大体上分为三种。骠骑兵，即轻骑兵，作战任务以侦察、袭扰和追击为主，不参加大规模的进攻作战。枪骑兵携带长矛，作为重装骑兵的主要突击力量投入进攻作战。龙骑兵是骑兵中的作战主力，用于扩大战果。在重炮和机枪等远程密集杀伤性火力投入战场之后，笨重而且迟钝的枪骑兵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龙骑兵逐渐转变成骑马的步兵。他们平时骑马进行大范围的机动，遇到战斗则下马作战，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会上马进行大规模冲刺和劈砍。

布琼尼在哥萨克46团服役期间可能并未直接参加日俄战争，仅仅用于保卫运输线路，同时参与“剿匪”。有鉴于东北当时的现实情况，布琼尼很可能与东北的中国土匪作战。他在战斗中表现勇敢，并且负过伤，得到了上司的赏识。日俄战争结束之后，布琼尼被调往海参崴的滨海龙骑兵团服役。1907年，他被派往高级骑兵军官学校附属的彼得堡骑手学校学习，很快提升为上士，成为沙皇部队的一名司务长——也就是俗称的“兵头将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琼尼被派往高加索骑兵师北方龙骑兵18团5连，担任排级军士。他先后随部队在东线和土耳其前线作战，到1916年底，因作战勇敢，布琼尼获得了从一到四级的所有乔治十字勋章。

1917年初，二月革命爆发。布琼尼当选为本团士兵委员会主席和高加索骑兵师士兵委员会副主席。7月份，他认识了从事兵运工作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伏龙芝是赫赫有名的布尔什维克，红军的重要创始人和主要将领。布琼尼的传记作者，苏联海军上校佐洛托特鲁博夫认为，虽然直到1919年布琼尼尚未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但是实际上经过斯大林和叶戈罗夫的正式确认，他的党龄应该从1917年首次与伏龙芝相见并建立与明斯克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联系开始算起。布琼尼在兵运方面确实也做出了一定贡献，率部一枪未发即把向莫斯科苏维埃进军的旧俄军“野蛮师”缴械。

十月革命之后，高加索骑兵师士兵委员会投票决定全师复员。布琼尼回到普拉托夫斯卡亚。1918年1月12日，普拉托夫斯卡亚镇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布琼尼成为镇苏维埃副主席。后来又成为区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和土地局局长。与此同时，在罗斯托夫州以北的卡缅斯卡亚也成立了哥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南俄草原迅速建立起来了。

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各地成立的各个苏维埃组织，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并非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组织。它更像是一个旧政权解体之后，在权力真空情况下出现的自治性组织，布尔什维克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由于受到十月革命期间《土地法令》和《和平法令》的影响，本来已经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在全俄以支持—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形式体现出来。大量受到革命影响的返乡士兵带来了外界关于革命和土地的消息，从而改变了俄国农村消息封闭、思想落后和保守的局面。同时，原有的利益阶层也开始逐步联合并且试图团结起来，最终形成了红军—白军殊死作战的内战局面。

布尔什维克对于即将到来的内战感觉最为敏锐，反应也最快。虽然有部分原教旨共产主义者坚决不认同应该成立常备军，1918年1月28日，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人民委员会仍旧发布了列宁签署的法令，要求迅速成立工农红军。2月14日，又发布了组建红色工农舰队的法令。2月23日，由赤卫队、民兵和游击队组成的红军部队在普斯科夫和纳瓦尔河一带击败了德军，迫使其放弃了向彼得格勒的进军。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红军建军节。苏联解体之后，建军节改名为“祖国保卫者日”，仍旧是全俄非常重要的节假日。

与红军的迅速组建相反，白军，又称“白卫军”往往只是一个泛指概念，指代所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俄国武装力量。白军从来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在整体上与红军作战的组织和指挥机构。虽然西北有尤登尼奇，东部有高尔察克，南部有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等白军部队，后来西部又出现了波兰军队，但是这些军队从来没有能够形成默契与配合。这一严重问题本文将逐渐讲述。不过，从局面上来说，白军的组建和反应并不算太慢。1917年11月，大批沙皇将领逃离彼得格勒。前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前沙皇俄军总参谋长阿列克塞耶夫将军在顿河哥萨克大头目卡列金将军的支持下，成立了顿河志愿军，总人数迅速增加到4000人。  

将视线投放回普拉托夫斯卡亚。此时，布琼尼担任的苏维埃土地局局长很可能是他此生当中唯二的两个文官职务（二战后他曾经出任苏联政府农业部副部长）。这个职务的任期并不长，因为由军官、士官生、哥萨克组成的志愿军部队很快就向普拉托夫斯卡亚袭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布琼尼立刻参与组建红军游击队，击退了组织状态很差的志愿军。1920年2月11日，志愿军几乎全部解体，顿河哥萨克大头目卡列金将军在绝望中自杀。3月12日，哥萨克们推选克拉斯诺夫将军担任顿河哥萨克大头目。

随后，志愿军余部向库班撤退，这被白军历史上称为”第一次库班进军”。库班地区已经被苏维埃政权控制，库班红军与志愿军展开了严酷的战斗。在4月13日志愿军重要指挥官之一的科尔尼洛夫将军中炮身亡。但此时顿河和库班地区发生了普遍的哥萨克暴动，红军腹背受敌，白军却获得了来自乌克兰的德罗兹多夫斯基将军的增援，最后终于将红军逐出库班，迫使其北上或者向西进入塔曼半岛。随后，白军北上罗斯托夫，压迫普拉托夫斯卡亚的红军武装北撤。此时，布琼尼已经是普拉托夫斯卡亚一支2000人的红军武装指挥员之一。这支部队改编为农民社会主义第三团。随后又改名为第一顿河步兵师。

撤出普拉托夫斯卡亚之后，白军步步紧逼，追逐顿河红军一直到伏尔加河重要城市察里津附近。第一顿河步兵师在1918年7月到达察里津城下，师里成立了有700名战斗人员的社会主义骑兵团。由鲍里斯·莫基耶维奇·杜缅科担任团长，布琼尼是其中的一个骑兵连连长。

社会主义骑兵团是后来第一骑兵军的主要骨干力量。1918年夏天，源源不断的红军部队汇集在察里津城下，重新部署和改编。到1918年8月，骑兵团已经拥有1800名战斗人员，远远超出了沙皇时期公认的骑兵团人数。按照沙皇军队的编制，每个骑兵师下面有两个旅，每个旅下辖两个团，每个团下面有6个骑兵连。每个骑兵连平均下辖6个骑兵排，每排有36人。一个骑兵师大约有3600名战斗人员。另有12挺机枪，组成两个机枪连（horse batteries），配属到各个团。总体上来说，每个师的人数大约为4389人，马匹5103匹。

因此从战斗人员上来判断，骑兵团的实力接近一个骑兵旅。1918年9月24日，社会主义骑兵团改编为骑兵旅。11月28日，骑兵旅升级成为骑兵混成师。杜缅科任师长，布琼尼任参谋长。

骑兵混成师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的原因，还跟下面几个人和事件有关。

首先是1918年5月份，斯大林来到了察里津。史学家们一般认为，从莫斯科来到察里津，是斯大林从实质上走向极权和独裁的第一步。他在察里津获得了必要的军政权力，夯实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在莫斯科，斯大林获得的职位是民族人民委员这一非强力部门职务，并无军权。当1918年夏天，南俄的余粮征集出现极大困难之时，列宁派遣斯大林来到察里津，实际上负责余粮征集工作，而并非指挥南俄红军作战。但是斯大林显然并没有把它当做唯一任务，也没有把它当做自己最重要的任务，虽然他后来以高压手段，确实出色而且残酷地完成了余粮征集。

1918年6月4日，斯大林的专列到达红军北高加索军区指挥部所在的察里津城下。随车的有400名红军士兵和斯大林的专职征粮队。在很长时间里，斯大林一直没有进到察里津城内办公，而是在自己的专列里进行指挥，由他带来的部队实行警戒任务。  

征粮工作迅速而猛烈地展开了。几乎是同时，由于白军已经逼近察里津，斯大林需要尽快掌握一支自己的军队。对于红军北高加索军区的指挥人员，斯大林本人并不信任。此时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是旧俄军中将斯涅萨列夫，5月26日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任命。

关于斯涅萨列夫，布琼尼是这么回忆他的：“我看到一个高个子中年人，身体笔挺，十足的军人姿态，身着旧俄军队的全套中将军服。最令我和其他人惊讶的是，斯涅萨列夫怎么还佩戴着将军的肩章：大家都知道红军士兵对待‘金色肩章’怀有毫不掩饰的敌意，并且佩戴这种肩章是不安全的。有人甚至对他提起过这件事。而他回答说：‘肩章是军人为祖国服务的标志。谁也不会为此降我的职。’”

斯涅萨列夫的判断完全错误。斯大林是对旧军官怀有“毫不掩饰的敌意”的许多人之一。7月19日，在获得北高加索部分军人的支持后，斯大林逮捕了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所有人员。三天后，斯涅萨列夫也被逮捕。在托洛茨基的尽力斡旋之下，斯涅萨列夫和他的两名助理获释并离开北高加索。而原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的人员结局非常悲惨：他们被斯大林下令全部枪毙了，关押他们的驳船也被炸沉。

在这次类似政变的行动中，斯大林获得了第十集团军司令员伏罗希洛夫的支持。7月22日，北高加索军区重组，军区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斯大林，军事委员为伏罗希洛夫和察里津苏维埃主席米宁——他们很快被托洛茨基冠名为“察里津帮”。

伏罗希洛夫是后来第一骑兵军的重要将领，再后来成为苏联元帅，苏联领导人和重要的国务活动家。他很早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相识并得到他的赏识。十月革命之后，他在乌克兰组建苏维埃政府，后来组织红军游击队。1918年5月，伏罗希洛夫指挥的乌克兰第三和第五社会主义游击军被德军和白军联手打败。7月，队伍撤退到察里津，在这两个游击军的残部基础上，补充了抵达察里津的部分红军游击队，组成了第十集团军，杜缅科-布琼尼的骑兵部队隶属于第十集团军。当时斯大林几乎是胁迫斯涅萨列夫签署了任命伏罗希洛夫为第十集团军司令员一职。跟随伏罗希洛夫从乌克兰撤到察里津的夏坚科出任第十集团军政委。《静静的顿河》里对夏坚科的描述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员大将”。后来他担任第一骑兵（集团）军军事委员职务，是第一骑兵军的三名主要指挥人员之一。

“察里津帮”掌握了北高加索苏维埃的军政大权之后，面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察里津保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