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两弹一星”父辈

深蓝色的畅想

我父亲朱光亚曾说过，他个人只是集体中的一员，做了一些工作，核武器事业是他和千千万万人共同完成的。”近日，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馆功勋厅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之子朱明远如此谈及他的父亲。

当天，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郭永怀、程开甲、彭桓武共9位曾在中物院工作过的功勋科学家的后辈们分享了研制“两弹一星”的感人故事，重温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执着追求”到极致的科学精神

在1988年被媒体报道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于敏是谁，更少有人了解他在做什么。中国的“氢弹之父”于敏之子于辛说：“我们从没问过他在做什么，他也从未告诉过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从事的‘秘密工作’是研究氢弹。”

“他是一个严谨、认真的人。在从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过程中，他一遇到大问题，就会将其分解成各种小问题，陆续找出其中的关键点，把每一个物理参数互相联系起来，直到理论被认证。”于辛说，大家缺什么知识或者要往这个方向发展，父亲喜欢总结理论知识在黑板上“敲重点”，甚至还将自己的理论编成讲义进行讲解。

谈起父亲，程开甲之女程漱玉说：“1969年，首次地下核试验成功后，为了掌握有关地下核爆炸的第一手材料，程老等科学家下定决心进入地下爆心去考察。当时，考察爆心属头一次，谁也不清楚有多危险，但他们做好简单的防护措施便进入直径只有80厘米的小管洞中匍匐前行。最终，科学家们通过仔细观察、测试，获取了许多一手资料和数据。”这项事业，正像彭桓武先生题赠所说，“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舍我其谁”到无畏的责任担当

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工作条件之艰苦却难以想象。

于辛说，父亲于敏年轻时就有胃病，1970年去了青海221厂（当年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高原反应加上工作紧张，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人家说青海有221厂，而他有‘112’或者‘122’胃病，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早上只能吃一两，中午吃二两，晚上吃二两，身体也垮得很厉害。”他说。

由于过度劳累和精神压力大，半年后于敏回到北京的当晚便休克了。“那时我刚上小学，母亲带着我去探望父亲。”此刻，于辛眼眶泛红。那一次，于辛和母亲终于有机会探望于敏——像于敏一样，参与“两弹一星”科学事业的科学家们，为了从事这项“秘密工作”，甘愿隐姓埋名，甚至连身边最亲的人也无法陪伴，“还好那一次，父亲生病时母亲也在身边。”

“誓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虽然在极有限的时间里与功勋后辈们对话，大家却能感受到，那时候的科学家们在无比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心系祖国、心系人民。